一張哥特式教堂的照片，自存倉右下角有個二維碼，“掃一掃”，湛江這座廣東沿海城市百年的歷史故事就撲面而來。“提起湛江就想到湛江雞，沒想到它原來是歷史上的廣州灣。無意探秘了一段新旅程。”參觀者說。以上一幕發生在展覽“保育之匙2”上，該展覽展出藍田計劃(廣州)、佛山口述史小組(佛山)、廣州灣青年會館(湛江)等廣東省內文化保育團隊的項目成果。近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興建摩天大樓與保護古老建築之間的矛盾甚囂塵上，全國各地誕生了數個民間文化保育計劃或團隊。放眼廣東，省會廣州有“藍田計劃”、恩寧路小組等，而珠三角、粵西、粵東的二三線城市也陸續出現諸如佛山口述史小組、新會文化會館、廣州灣青年會館、汕頭手繪地圖等由年輕人組建的文化保育團隊。“二三線城市出現保育是個挺有趣的現象。”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一書的作者葉萌聰告訴南都記者，文化保育很重要的一點是草根性，不只在大城市發生。“每個人從小的地方開始講自己的歷史，歷史更紛繁、多面化，這意味著衝擊了以往由官方修訂的歷史。”廣州灣青年會館：不是一線城市才有保育湛江，舊稱廣州灣(法語：K ouang-T ch�ou-Wan)。1899年11月，法國與清政府簽訂《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租借湛江40餘年。如今，當地留有大量法式建築，街道上的古井、上百年的法國楓樹、愛國資本家興建的建設旅店、哥特式的維多爾天主教堂等，佐證了歷史的變幻。2011年，廣州灣青年會館誕生。一群出生于湛江的年輕人，為尋找湛江城市歷史記憶、文化認同而開始行動。“起初只是幾個高中同學想做場攝影展玩玩，作為大學畢業禮物。沒想到消息發佈後，大家投稿熱情高漲，收到200張照片。”廣州灣青年會館發起人之一多拉說。“尋城記”廣州灣攝影展在深圳舉辦，展出了40張湛江老建築的照片。“對比起同期開放的通商口岸青島、廈門、上海，廣州灣在中國近代史中相關的研究成果很少，我很好奇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段歷史的空缺。”多拉說。25歲的多拉，畢業于深圳大學經濟系。在外公生命的最後兩年，他每天陪外公飯後在湛江的老城區赤坎區散步，聽外公講赤坎的變化與遺留。慢慢地，他開始關注出生地的歷史。他還找來梁政海的《南天舊影》、前湛江市博物館副館長葉彩萍的《廣州灣記憶——— 近代建築篇》系統學習。但多拉第一次接觸到“保育”的概念，緣于香港天星碼頭事件。2006年香港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項目中，政府把有48年曆史的舊中環天星碼頭及中環天星碼頭鐘樓拆卸作道路和商廈用途，此舉引發香港部分民間團體和市民不滿，引爆大規模遊行。“這事情告訴了我什麼叫作一個城市的記憶。天星碼頭是香港的事，其他人也可以思考自己城市。”多拉說。無獨有偶，同年底，廣州推出首個舊城改造項目，意欲拆除恩寧路。香港的經驗或多或少刺激了廣州民意，恩寧路學術關注組、廣州舊城關注組、荔枝會館等以80後為主的文化保育群體開始湧現。六年過去了，原先的“基本全拆”的思路為“基本保護”的思路取代。多拉很希望家鄉有一支固定的文化保育團隊，不只是辦攝影展。“我提出想法時，有人覺得很值得做，也有人怕興趣變負擔。我的反應是，夢想總是伴隨著責任，就盡力說服不同意的人。”除多拉外，廣州灣青年會館創建團隊還有4位重要成員，用多拉的話形容是各有所長，屬於“中產階級，有穩定工作，經濟獨立。”譬如，曾在旅遊機構、傳媒公司工作的C C剛被推舉為館長，理由是衝勁十足、有想法，人脈資源廣；韋華是個“技術工”，負責新媒體工作；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研究生的蘭豬是個“學術女”，提供學術方面的顧問及指導；畢業于中山大學新聞系的阿倫負責電子雜誌《我地》的主編工作。如今，核心成員發展至11個，“會館”逐步壯大。“如今在廣州展出的《保育之匙2》，是我們第一次正式接觸外界。”廣州灣青年會館會長CC說，“會館”尚處於保育的初始階段———尋回廣州灣的歷史、引導保育理念。“湛江有環境保育的民間團體，他們會有更多專業背景去關注這方面的事情。我們希望專注在歷史文化保育。”多拉說，保護五號古碼頭便是一例。今年7月底，湛江赤坎區保存最好的古碼頭遺址五號古碼頭被拆，激起民憤。“會館”聯同廣州灣研究會的專家開始了保育計劃。廣州灣研究會今年才成立，成員有來自湛江日報社、湛江黨史辦、文化局的專家，也有湛江師範學院的教授，平均年齡50歲。青年會館利用新媒體，在網上傳播、召集，研究會則負責傳統媒體，接受湛江晚報、電視台的採訪。很快，輿論壓力讓街道以及文化部門及時出面制止這場拆遷。可古碼頭已被拆得剩下四面牆。廣州灣青年會館擅于利用互聯網造就影響力，通過微博、微信、豆瓣等平台傳播理念。“我們成長的記憶附麗于這座城市的一街一巷，一情一景，家常菜里總少不了一碟醬油炒蝦，我們的夏天擁有海水和長灘。街頭賣牛雜的小販推著一個長方形木箱狀的小車，用細鐵絲串著的牛腸牛肺牛腩在瓦鍋里滾燙……”會館微信推送的這一段話，勾勒了大家對湛江的想象。電子雜誌《我地》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創刊號于2012年9月推出，51頁，內容豐富。除常規介紹湛江本土歷史、文化建築外，還配有福州、汕頭、深圳等地的文化保育團隊的長篇訪談，也有評價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的文章、陳平原文章(節選)。“我之所以採訪汕頭(手繪)地圖創作者，初衷是想讓湛江人知道，不只有在廣州、深圳、香港這類發達的城市才會有文化保育，就像汕頭，雖不是省會城市，但他們會珍惜歷史。”袁艾家說，“另外，從經濟層面講，二三線城市都會遇上背井離鄉出外發展的問題，很多人出去後就回不來了。”廣州灣青年會館，路漫漫其修遠兮。佛山口述史小組：先“保”住，再來“育”“參加這個展覽前，我沒聽說廣州灣青年會館。感覺這個團隊挺有活力。”佛山口述史小組負責人姚遠說。作為展覽鄰居，佛山口述史小組把自己的保育成果濃縮為一個遊戲，觀�循著門牌、照片、人物按圖索驥，拼湊出一份“社區詠春名人圈”。創建“佛山口述史”小組之前，姚遠已有四年多的保育經驗。他曾是佛山市文化志願者服務總隊(也稱“民間文化志願者團隊”)會員。這是一個成立于2005年，配合佛山市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工作的團隊。在申遺過程中，姚遠尋訪過祠堂、老村落，拍攝過陶瓷、剪紙、香雲紗、石灣雕塑、舞獅活動等。對蘇州人姚遠而言，起初覺得廣東這地方沒什麼文化，隨著接觸的慢慢加深，“才發現佛山了不起”。佛山，東倚廣州，南鄰港澳，是廣東省第三大城市，自古崇文尚武。很快，姚遠遇上了自己的貴人。他結識了來自中山大學的幾名年輕學者，“從一開始空有一個好的願望，卻既不知道應如何拍紀錄片，也不知怎麼和人們打交道，到跟著這些專業人士一起去走田野，學習讓別人接受的觀察和提問方式，比如對界石、門牌、不同的窗戶、門的結構的關注，然後漸漸找到一些路子。”姚遠認為，離廣州近是團隊的一個天然優勢，他除向恩寧路小組取經之外，還到中大人類學系旁聽，充實自己在舊城文化保育中的社會學、建築學和人類學等方面的知識。這時，佛山史上規模最龐大、影響人群最廣和老街道最集中的舊城改造項目�動了。2010年8月21日，時任禪城區委書記的劉宏葆宣佈，“佛山名鎮”項目(現更名為“蓮花路-升平路街區改造”)�動。這個項目要把北到中山公園，南到塔坡、祖廟大約2.2平方公里的範圍，打造成不輸“清明上河圖”的街區。譬如重建明清時期的建築，又如在升平路的原址重建佛山大戲院(即清平戲院，1976年拆除)。要建，先得拆。汾寧古道、百年老街升平路、筷子路很快被推平。“2011年初，佛山口述史小組伴隨著大規模拆遷而成立。”姚遠說。佛山口述史小組與時間和推土機賽跑，以佛山老城舊街為採集點，以圖片、文字、影音為載體，記錄並重塑佛山城市記憶。小組成員在25歲至35歲之間，多是來自不同行業的普通市民，有會計、銀行職員、培訓師、塗鴉師、人類學博士、物流人員。同時期，佛山除有民間文化志願者組織、佛山口述史小組外，還有“發現大佛山”的暴走小組，會員有幾百人。目前為止，口述史小組做了詠春口述史、筷子升平片區街道史及“留住仁壽情”等項目。升平路是團隊口述的重心。早在明清，升平路就已是萬商雲集之地，四通八達的水路交通，騎樓下一個個商舖、茶樓、手工作坊，記錄著這個城市昔日的商貿榮耀。至今仍有不少老街坊居住于此。“他們這世代居住，很難割捨這個地方。”姚遠說，在拆得很亂了後，有些老人家還是鬧著要回家住，有些甚至因此而郁郁寡歡。在姚遠看來，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有儘量地去記錄，讓後輩們至少能從影像和口述歷史材料里窺見故園模樣。每到周六周日，升平街巷里，這群舉著攝像機、照相機，拿著錄音筆和小本子的年輕人，便出現在街坊眼前。在他迷你倉新蒲崗的“掃街”過程中，被採訪的對象達60多人，包括向前街的李潤金老人、聯伯，佛山太極宗師區榮鉅(已故)，和記牛雜呂姓大姐，源頭街許姓（海天醬油廠創辦人的後代），古洞街倫佳(詠春拳葉問弟子)，沙塘坊八十多歲的秦婆婆等。姚遠把這些攝影、口述，拍攝成《記住我們的小巷》、《拿起DV整理記憶——— 筷子路升平路一帶口述歷史》短片，上傳到當地網站。“廣州灣用微信的傳播方式，值得借鑒。而佛山口述史小組善於項目運作，申請項目資金非常有心得，這對於其它團隊或者計劃來說，都是很值得學習。”《保育之匙2》策展人、藍田計劃發起人莫夜說。去年夏天，口述史小組參加佛山首屆公益慈善項目大賽，詠春口述史項目獲得第一名，獎金10萬元。這是一項針對佛山詠春人物開展訪談記錄和詠春口述史項目。解決了大多數民間保育團隊差錢的問題後，姚遠換了部單反相機，買了一支專業的錄音筆。小組即將展開一項名為“佛山本土武術口述歷史”的新計劃。對於佛山口述史小組等二三線城市的保育小組，曾經採訪過姚遠的南都記者安小慶有著這樣的擔憂，“在拆遷速度面前，二三線保育小組因為專業能力、動員能力、成果生產能力都比廣州要弱很多，所以在他們緩慢艱難成長的時候，舊城的容量在劇烈減小，可訪談可追蹤的對象也在急劇消散，這對他們是很不利的。”她表示，佛山拆遷非常惡劣，民怨沸騰，“盡管媒體一直在寫在‘爭’，但是迫于工程爛尾的壓力，很多歷史文化名城範圍內的街區都在被強拆。”“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可能還只有保，育並沒有做到。”姚遠意識到，文化保育最終是為了傳承，公�傳播可以讓更多市民瞭解並支持他們的努力。[他山之石]香港油麻地“活化廳”：當保育進階為實體空間香港的經驗值得借鑒。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葉萌聰告訴南都記者，“保育”一詞最初由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末的時候提出。但這個詞經過民間、政府共用，大家在理解上面有所不同。“比如在2003至2007年，文化保育產生熱潮，但同一時間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的改變卻很少。2007年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之後，政府提出了好幾輪活化歷史建築的計劃，但由於制度上沒有改變，這些項目跟一些大的商界或著名的N G O合作，跟草根團體的聯繫卻很微弱。比如說灣仔的和昌大押、尖沙咀的1881(前水警總部)，都被認為過度商業化，沒有公共面向，公�無法使用，歷史價值也有所下降，因此受人詬病。”香港現有數十個文化保育團體。最老牌的是在八十年代建立的“長春社”文化古跡資源中心，長期關注香港的歷史建築的保存；另外還有中西區關注組、政府山關注組、灣仔藍屋計劃、H 15的關注組等。另外，近年香港的公民意識日漸提升，藝術往往成為一種推動本土運動的方法，油麻地“活化廳”也是從這種脈絡下發展出來。用藝術觸碰社會議題油麻地活化廳頻密的活動，吸引不少香港以外的文藝界人士參觀。7月20日，廣州詩人浪子與大陸策展人王林、朱其，香港漫畫家阿平參觀“活化廳”，“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藝術家為我們講解‘茨廠街小區藝術計劃’，當天適逢每月街坊美食會，附近的居民各自在家中製作好各式熱菜涼菜、點心、水果沙拉等，帶到‘活化廳’與大家分享。我們亦興致勃勃地感受到了這種分享的美好。”位於油麻地上海街的“活化廳”，是一個由十多位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共同營運的非營利藝術組織。自2009年成立起，“活化廳”每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簡稱“藝發局”)40萬港元的資助。油麻地是一處充滿本土特色卻又遭遇變遷、逐漸老化的社區，“活化廳”以外，還有“文藝綠洲”之稱的百老匯電影中心及K ubrick書店。“活化廳”通過藝術觸碰社會議題。主要活動分為三大類：專題計劃；“永不落空”計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小區/藝術活動；“互撐”項目，作為小區資源的“活化廳”鼓勵任何人主動參與，歡迎小區團體、藝術團體洽談合作。2012年起，每個月定期或不定期出版《活化報》，鼓勵街坊投稿，記錄大小議題。“我們有一個《駐場計劃》，邀請花牌師傅黃乃忠在活化廳教人扎花牌。一個月前有外國藝術家向黃師傅學習，再運用到自己創作中。”“活化廳”核心成員葉浩麟說。黃乃忠曾因市區重建而被迫進行上訴並留守，曾被董�章、梁文道等文化人撰文而成為香港保育運動中的重點人物。不再受政府資助、期望社區成為主導7月30日，香港《主場新聞》報道稱，“活化廳”將不再獲得藝發局資助。空間或將交予戲劇、藝術工作者莫昭如運作。據悉，香港政府每年用于推動文化藝術的公共開支超過30億港元，除為主要表演藝術團提供3億港元的經常性贊助外，也通過藝發局和康文署資助中小文藝團體，每年經費超過2億港元。成立于1995年的香港藝術發展局，是港府指定的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每年6月或12月份，藝發局就會在網站公開今年的資助計劃，號召藝術團體去申請，你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計劃書，之後便會有審批員過來考察，還會有面試，然後通過打分排名，決定是否得到該計劃的資助。”“活化廳”核心成員方韻芝此前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表示。除“活化廳”外，“進念·二十面體”、“香港話劇團”、“香港管弦樂團”曾獲資助。隨年月積累，“活化廳”已與小區緊密相連，無論是每天茶余飯後來“歎冷氣”的老伯，“咦嘩鬼叫”放學就來畫畫塗鴉的南亞小朋友，夾著半鹹淡廣東話拉著職員一吐家中不快事的新移民主婦，又或是，小區組織借用開會的地方。與其說“活化廳”是一個藝術空間，倒不如說它更像一座街坊活動中心。明年不再獲藝發局資助的活化廳，將何去何從？葉浩麟稱具體去向“暫時商議中”。他們始終有一個願景，期望使街坊由受�過渡至主導，街坊能自發發起某些活動，“自發的能量正是小區、藝術所樂於達至的目標。”[專家解讀]“文化保育何為”之演變□葉萌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著有《為當下懷舊———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推土機前種花》等)保育在台灣“保育”一詞可以說是由香港發明的。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政府提出保育這個概念，原本是指對歷史建築的保存，之後在民間，保育這個概念逐漸被擴大，到了“文化保育”的層面，即不再受限于對於特定歷史建築的保留，尺度擴大到了整個社區，甚至是一些非物質的東西。在台灣則稱作“歷史保存”；而英文通常稱作historicalpreservation，意思就是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保護下來。台灣比起香港，要早十多年開始文化保育。隨著台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民主化的進程，文化關注有了本土的轉向。最明顯的是，政府、民間都投放了很多資源對地方文化進行建設和保存。除保存歷史建築，還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現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營造涉及如何參與地方的規劃和文化保存，出現了許多文史工作室，甚至會影響到政府的政策。許多人到台北會覺得台北不夠現代化，不如北京、上海，它其實保存了非常多的歷史建築。因為在台灣，如果想要拆除一棟舊建築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保育在內地廣東地區因為比較靠近香港，一些人或者團體知道香港有“保育”這個概念，拿了來用。在我的觀察裡面，這些團體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比在香港的時候使用得更加廣泛。九十年代的內地相對較少文化保育團體，比較大的事件是九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民和文人爭取保留天津市的舊城建築，其中一個參與者就是作家馮驥才。近幾年，整個內地出現明顯的變化，對於文化保育的訴求和需求增強，尤其是廣東地區。他們就像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樣，每個人都嘗試在自己的位置為文化保育做一些事情。我認為香港和廣東地區許多文化保育團體的發展相差不遠，大多都還在摸索階段。正由於文化保育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運作上更加能夠讓很多人把自己對於文化的理解和想法灌注下去。如果要將兩地進行類比，(內地)對政策和制度的改動較小。相對於勞工團體或某些環保團體，文化領域存在的空間大些許。譬如恩寧路團體向政府施壓，政府會在一片很大的重建區保留幾棟歷史建築，哪怕很少很少。保育主導者參與保育工作大多是80後的年輕人，他們對沒有經歷過的歷史有濃烈興趣。這涉及到文化理念的問題。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大陸都經歷了過去急速的經濟發展過程，現在出現一個“尋根”的過程，想找回這個社會、這個群體的根本性的東西。這個過程往往會在歷史建築或者文化保育活動的過程中體現出來。舉個例子，很多人都對民國的事情非常感興趣，產生“民國熱”。我遇到過一群江門的年輕人，他想爭取保留一間民國時期建立的一間中學，他們從來沒有在那間中學讀過書，只是作為江門人很想知道那一間建築究竟是什麼。這個過程中最有趣的是，有一種代際的差異和衝突在其中，他們很想去保護一種他們沒有經歷過卻跟他們有關係的事物，這不是純粹的一種回憶，而是一種文化的想象。（根據口述整理）B 14-15版採寫：南都記者 陳曉勤實習生蘇嘉穎 余陽 吳俊賢迷你倉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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